可让他忧虑的是：现在的孩子没有时间玩耍。他们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要规范，学钢琴，学数学，学外语……这样一路到了大学。

　　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也有同样的忧虑。他说，上海财经大学一名从海外招聘回来的学者，经过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国内的学生学习状态像一条抛物线，从小学开始努力学习，在中学时压力达到顶点，进入大学后就放松下来。而发达国家则与之相反，中小学阶段是放松的学习，到了大学就严格要求。

　　“我们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被‘格式化’了。”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说。

　　大学生是高校的“产品”。作为这个“产品”的“生产厂家”，吴建民犯了愁：高校现在要培养创新型人才，可对学生的规划结果扼杀了他们的创新能力。大学面临着这样的“成品”，怎么办呢？

　　7月14日，犯了愁的吴建民当众向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同行们求教。

　　对于吴建民的话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伊安·洽博深有同感。年轻时他在农场呆过一段时间，也放过羊。那时的他经常一个人扮演两支足球队的角色，自己和自己踢球。

　　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种经历。”他说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人要有好奇心，而7岁与27岁的好奇心不一样。如果不好玩了，人们参与的就少了，也就没有乐趣了。

　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陈准民校长找到了知音。去年，他在学校里养羊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论，很多人认为该校是在作秀。

　　“大学生，创新独立思考不足，这是大学难以补救的。”陈准民说。在他看来，对外经贸大学的所作所为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一所功利的大学，而是让校园文化更加多元化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羊是多元文化的一个部分。

　　为了弥补这种不足，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也做了不少努力。他自己的博士生在最初的半年里，让他相当头疼。钱旭红布置一个题目，博士生就把别人的观点和报纸上的观点讲给他听。“他从来不怀疑我可能是错的，不敢提任何反驳，只会服从我的权威。”他说。

　　钱旭红费尽心思找最极端的反例来驳斥自己的学生，并不断地刺激他。半年后，博士生开始慢慢地放大胆子，敢于否定自己的导师了。

　　“治本就是坚决要反对“格式化”。”钱旭红说。

　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伊安·洽博不理解：“教育为什么让五六岁的人把无限可能的头脑变成与我一样的人？”在他看来，教育会受到外部的影响。比如说，学校要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，满足他们的需求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学校也要为学生的一生做好准备，最终目的是无论学生选择哪个职业，都有成功的可能性。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；作者：原春琳 )